六、制造业投资连续七个月上升，处于三年来的最高点，高技术投资如计算机增速较快，产能出清新周期得到验证。
七、消费持续低迷、消费升级降级并存折射出社会分层现象需要高度重视。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6%，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实际增速5.6%，处于2003年以来的低点，与收入增速放缓、“双十一”促销延迟消费有关。从结构看，新业态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1-10月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5%；化妆品类、通讯类同比增长11.4%和10.4%。从长期看居民消费升级，但短期看部分人群消费降级，流动性退潮叠加刚性负债高企、房租和医疗价格大幅上涨，集中体现在娱乐文化消费占比下降，集中于中间阶层人群，如加杠杆购房的高负债中产白领和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等人群（既无财产性收入，又无类似最低收入人群获得的财政转移性收入保障）。贫富差距连续两年上升，城市能级之间、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分级特征明显。需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财政对教育医疗等社保投入、缩减贫富差距、增加高端制造和服务业等优质产品供给等方面促进消费。
八、民企生存困境已得到政策高度重视，需要集中解决中小企业和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税负重、环保和去产能误伤民企等问题，稳定预期，贯彻国企“竞争中性”原则，放水养鱼。上游资源性行业以国企垄断为主，去产能和环保风暴后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大幅提升，下游制造业以民企竞争为主，面临上游涨价利润过高和金融去杠杆融资歧视的双重挤压，民企生存困境、全社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9月国企利润同比23.3%，民企利润同比9.3%；1-9月工业民企利息支出同比增速11.8%，高于国企利息支出同比的6.7%。上述问题已得到高层高度重视并出台各项纾困措施，易纲行长表示人民银行在信贷、发债、股权融资三方面精准发力，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此外，多家券商发起设立民企支持系列资管计划，截至11月9日，该资管计划规模达181亿元；司法部出台了护航民企的“20条”意见，要求严防执法扰企，对于民企一般违法行为要以教育为主，防止执法“一刀切”，慎用查封、扣押、冻结。
九、中美贸易战短期从对抗走向缓和，主要是美股回调和美国经济放缓让美方认识到代价并回归冷静，关注月底G20峰会的习特会。中期看，决定中美经贸关系有三个重要变量：一是2020年总统大选（2019年下半年启动），二是美国经济见顶回落和美股回调的速度，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还需特别关注美国中期选举后极端反华分子佩洛西再次成为众议院议长，特朗普在内政受阻后可能在外交上发力，两党、两院的对华政策并无分歧，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大概率延续。长期看仍具严峻性。应对中美贸易战，最根本的是大力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4月在亚洲博鳌论坛和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布了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向全世界释放诚意的改革开放信号，展现出开放自信。对待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应该顺势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赢取新的战略机遇期。
总体判断：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外部叠加经济将二次探底。前期的金融去杠杆、财政紧缩、环保风暴以及社保改由税务征收增加企业负担等政策更多是经济过热时期的政策，在当前及下阶段经济形势下行时期，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应该调整为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不应将短期的需求管理逆周期调节政策与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长期改革需要短期稳定的宏观环境。在改革的方法论上，未来应将顶层设计和“渐进+增量+试点”的方法论相结合。建议未来采取逆周期政策：1）货币金融结构性宽松，从去杠杆转向稳杠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资金导向实体经济，解决中小企业和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财政更加积极，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重点在减税、基建补短板。建议上调2019年赤字率至3%-3.5%，增加专项债至2万亿，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支出提高效率、大幅度地减税降费稳定微观主体预期、增加企业内生活力，减税方式从增加抵扣等间接减税转向直接降低名义税率，尤其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如从25%降至22%）和增值税税率（以增值税税率简并为契机将制造业税率16%分阶段降至10%）、提高减税后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3）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完善环保治理等政策执行方式，在降低社保费率的基础上加强征管避免对中小企业和民企“雪上加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去杠杆行至中盘、转入稳杠杆，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从中长期看未来应以六大改革和更大力度的开放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市场化取向和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
本文来源：任泽平最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