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范围投放，让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13亿人口实现了互联互通。高效的技术和人才得以流通，广泛覆盖到曾经的技术荒原，中国的“杠杆覆盖率C”也因此而不断提高。
这些基础设施的便利，将分散化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高效地输送到了相匹配的现代化服务业和现代化工业岗位需求上，像一台发动机的各个零件一样，资源间快速匹配、镶嵌、耦合。
人口质量上升、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升级的叠加力量，令效率杠杆M与杠杆覆盖率C在短时间迎来了急速增加。中国巨额人口基数的潜藏能量效应借助效率杠杆才得以撬动和爆发。
相比之下，如果基础设施、工业体系、人口质量都不具备，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哪怕很好，也无法实现将“人口数量”变为“人口红利”
颠覆与赋能
工业革命时代地每一次突破是都是对历史成果地颠覆，数字革命却是对历史成果的赋能。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分别被称为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造成革新的本质是人类对能量应用的升级。从人力，到蒸汽，再到电力，与之相对应的基础资源分别是人口、煤炭、石油。谁在时代中掌握了最多的基础资源，谁就能引领时代的前进。
一直以来，人们寄希望于基础科学的突破，认为下一次的生产力变革应该会是再一次的能量升级，比如可控核聚变的出现，或者更微观的能量汲取和应用。
而正如学术界所担心的是，构成当今一切科技的基础学科似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近几十年来的科学进步更多是应用层的更新，是对现有科学体系的极致化探索和应用。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半个世纪后，人类在太空的有生探索依然停留在地球附近。
与其说是我们经历了第三次的信息革命和第四次的科技革命，其实，我们不过是在度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漫长的后半场。如蒸汽和电力一样彻底颠覆过去生产关系的那颗星星，一直没能出现。
怀着对革命性技术突破的期待，产业当前能做的努力开始向下集中探索——如何实现在当前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答案是：不断精细化，一降再降的出错率，持续优化减少中间环节，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
于是我们看到，互联网几乎消灭了信息流通成本，随之而来的大数据令统计分析变得更加直接有效，云服务为中小企业简化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工业机器人大幅提高效率解放了人力。
直接人力已经不再成为生产的制约因素，传统的生产方式被赋能，“我们还能再继续提高多少效率？”成了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全面下沉——填补
没有经历过蒸汽时代和二次工业探索的中国，像是一个半场加入赛程的新选手。
好处是：我们没有经历从无到有的技术原始跃迁过程，直接步入工业化时代，更是在新兴领域上开始与欧美等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
坏处是：快速的技术跃迁，像是从10分一下上升到了70分，幅员辽阔的大陆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不能全部适应这种跃迁速度，导致我国的完整生产力并不像欧美等地——处于经历匀速发展后的均衡状态。新兴领域已经走到了90分，部分需要时间慢慢渗透的领域如机械化农业普及、配套软实力还处于40-50分状态。
因此，技术变革的力量进入全面下沉的后半场：“效率红利”不仅在尖端技术领域对工业服务业进行提升，还会对那些在快速跃迁过程里、需要时间慢慢渗透的领域进行填补。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也对应着庞大的市场空间。
比如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虽然获取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相比于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又比如，2018年，我国的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约为67%，对比欧美的农场主模式下机械化情况也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如何在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将高效能技术使用范围进行推广，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农田中解放，是当前农业升级的努力方向。
本文来源：财经早餐 八声甘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