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错失“小灵通”过几百亿的市场。任正非对“小灵通”（PHS技术）一直很鄙视，忽略了当时中国电信想通过PHS技术来曲线进入移动市场的热切渴望，亲自否决了“小灵通”项目，导致UT斯达康异军突起风光无限，这是一直奉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任正非的一个重大失误。
最后，拒绝做手机。现在华为手机如日中天，P系列、Mate系列、荣耀系列畅销海内外，但极少有人知道，任正非曾经是最强烈反对华为做手机的人。曾经有高管小心翼翼地建议，任正非怒火冲天，猛拍着桌子说[3]：“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再胡说，谁下岗！”
这三个失误，让历年高歌猛进的华为在2002年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投入巨大的无线产品线（GSM和WCDMA）在国内拿不到订单，只能向海外拓展。2001年，华为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了“海外出征誓师大会”，任正非喊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会场一片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氛围。
相比公司业务的危机，更大的打击来自身边的人：2000年，多年倚重的下属李一男离开华为，迅速变成华为的对手；2001年，任正非的母亲在昆明遭遇车祸，匆忙回国的任正非只见到了最后一面；2002年，郑宝用上班时晕倒，被检查出脑癌，任正非亲自把兄弟送上了去美国治疗的飞机，临别时痛哭。而在这期间，任正非自己也动了两次癌症手术。亲人、兄弟、爱将、身体以及公司业务接连遭遇重大变故，寒潮浸透了任正非。
古往今来的变法、新政和改革，从王安石到张居正，从庆历新政到洋务运动，基本上都是“动标不动本”。内部变革如此之难，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分配利益，固化的山头和圈子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会千方百计阻挠。当遇到寒流和挫折时，这些改革往往就会停下脚步，最终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但华为的改革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在逐步加速。在研发体制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华为的供应链系统在元老郭平的领导下，实施了IBM先进的ISC（集成供应链）系统，重构了订单、采购、制造、物流、交付等一系列流程。变革完成后，华为库存周转率大幅提高，订单履行周期缩短近50%。而接连决策失误的任正非，也意识到自己的专制已经成为管理的障碍。
2003年，59岁的他决定不再恋权，在美世咨询的帮助下引入经营管理团队（EMT）系统，从大权独揽变成8位高管集体决策。任正非坚持不当主席，由8名成员轮流担当。到了2011年，华为更进一步，实行轮值CEO制度，进一步分散权力。这场寒潮的最后一场雪，在2003年初如约而至。1月22日，在距离春节只有9天的这个时间，思科向位于美国德州东部的马歇尔镇联邦法院起诉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指控涉及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21项罪名，打响了华为海外出征的第一场遭遇战。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这场遭遇战突如其来地爆发之时，在寒潮中坚定改革的华为早已脱胎换骨，各条战线上的大规模反击，已经箭在弦上。
3. 反击
2003年1月30日，郭平抵达美国，担任与思科遭遇战的前线总指挥，他们的年夜饭，是在宾馆里叫的外卖。郭平在华中理工大学读研时，在导师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深圳土老板任正非。当时任正非一个人扛着台交换机，千里迢迢来拜访郭平的导师[9]。1988年加入华为后，他把同学郑宝用给拉到了华为，而郑宝用又把师弟李一男给拉进华为，在这种示范效应下，华中理工成为华为最大的人才基地。
在郭平带队在美国迎战思科之时，郑宝用正在接受癌症手术，而李一男却成了华为最担忧的本土敌人。李一男于2000年离职，最开始港湾从事代理业务，但技术天才李一男显然雄心不在此，很快就招兵买马，攻入华为核心产品领域，并大量挖华为和中兴的员工，正面展开了跟老东家的对抗。
任正非对此耿耿于怀。他后来对李一男和港湾的前华为员工说[10]：“2001至20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于崩溃的边缘。你们走的时候，华为是十分虚弱的……内部许多人，仿效你们推动公司的分裂……成群结队地在风险投机的推动下，合手偷走公司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像很光荣的一样……”2004年，华为内部著名的“打港办”成立，专门对付港湾。而在思科和港湾之外，华为已经将枪口对准了第三名敌人—UT斯达康。如前文所述，华为在小灵通领域犯下了战略失误，让UT斯达康趁机崛起，2004年巅峰收入超过213亿人民币，并投入巨资研发3G，对华为形成强大威胁。2003年之后，华为管理层对任正非的失误进行纠正，决策进入小灵通和手机领域，被解开锁链的无线和终端部门摩拳擦掌，倒霉的UT斯达康便成为第一个被祭旗的。
经过内部管理革命后的华为，此时发挥出了恐怖的战斗力：仅用6个月时间就攻破了小灵通技术，并且借助强大的集成供应链系统，将小灵通手机的出货价拉到令人咂舌的300块（之前一度高达2000块）。于是UT斯达康迅速被打成亏损，2005年亏损5.3亿美金，只好忍痛砍掉3G产品线，彻底沦为末流。
2005年收拾完UT斯达康之后，下一个便轮到了港湾，策略简单、过程惨烈。“打港办”成立之后，它被赋予了绕开IPD管理系统的权力，只要是港湾的项目，华为就采取几乎白送的策略，刀刀致命，最高一年耗费了4亿元来打港[10]。在这种攻击下，港湾被迫缴械投降，于2006年被华为并购。2006年7月，《中国企业家》发表封面文章《别了，港湾》，封面上的李一男沉默而悲壮，目睹这一切的每个中国科技企业都心惊胆战。
本文来源：虎嗅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