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信?听听洪七公这段话吧——“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
毫无疑问,这是对整体华语世界的认知诱惑,这种高效、迅捷、毫无后遗症的正义获得机制和权力再分配机制,与我们史书中那些尔虞我诈、道貌岸然、两面三刀的形象截然不同,与人们生活中那些无奈、隐忍、扯皮更是天地之差。再加之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老成、守训,如今书中这些生动人物个个活得如此自我纯粹,不受任何家庭、种族、制度、名利之拖累……想想就过瘾啊。
这正是金庸小说能够跨越任何群体属性,通杀所有华语世界的根本原因。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对民族问题的童话式解构,既是金庸成名成家的法宝,却也反映出他一生底色的悲凉。
如果说,笔下对于正义和人性的纯粹式追寻,是“笑傲江湖”,那么金庸真实的人生经历,则是另一番“仰天一笑泪光寒”。
1951年,金庸之父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罪名被枪毙。金庸继母顾秀英事后才知道消息,将遗体拉回家后,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数年后,由于生活困难,顾秀英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以维持生计,不料被冠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
对于“海宁查家”一直心心念念的金庸,知道父亲死讯后“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
要知道这之前,金庸还一直挂念着加入新中国外交部门,并通过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为敲门砖,试图“拥护进步”。一年后,父亲却被“进步”到了另一个世界,又数十载后,金庸在自传体小说中这样评价到“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金庸,只要一说到自己,就往往既不纯粹,也不武侠,更不童话了。在他身上的,更多是拧巴。
这个抱着政治家信念的书生,此后在政论和小说中大量影射现实世界之积弊,却又矢口否认。后来见到大陆一把手,当对方主动谈及金庸之父被错杀一事时,他又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金庸作为“政治体制”小组的港方负责人,负责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香港政制方案。然而从一开始,金庸就摆出一副极力妥协的面孔,呼吁香港各方放弃幻想,积极合作,面孔类似于曹操渡江之前的张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