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放水养鱼，抑或杀鸡取卵？
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5.4%，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只占1.65%。相当于上海每收入一块钱，八毛多要上缴中央。
与此同时，上海的基础建设投资低得惊人，基建投资仅占上缴国家财政金额的7.38%。上海向全国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几乎是一年上缴一个上海。这种大比例上缴、低比例留存、基础建设投资极低的输出型财政模式，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经过数十年的极限输出，上海已经不堪重负。1990年代初的上海，马路坑坑洼洼，自来水管居然还是1920年的。
住房条件更是一塌糊涂。1985年，建设部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统一定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按此标准，上海的住房困难户、无房户达46.94万户，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全国最低，没有之一。
出现这样的结果毫不奇怪，上海每年把90%的财政收入上缴给中央政府，占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的17%，是北京、天津、重庆上缴中央财政收入总和的2倍还要多，拿什么提升城市水平呢？
这里可以和广东做一下比较。1980年代初，广东和江苏的地方财政规模差不多，但广东只需要每年上缴中央10亿左右税收。而江苏仅常州一市每年就要上缴近8亿。
说这些不是为了指责广东的“贡献太少”。而是要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放水养鱼”。广东的低上缴其实也就维持到1985年，前后不到十年的休养生息，奠定了广东省经济的雄厚基础。
如果当年要求广东贡献太多，那么也不会有今天“一省顶个俄罗斯”的广东，中国经济更是会失去一根最重要的台柱子。
03
机遇与隐患
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看广东深圳，下半场就是浦东开发。1990年，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浦东开发正式启动。
从发展成果看，浦东新区交出了很好的成绩单。1990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只有60亿元。而2017年，已经达到9651.4亿元，接近上海总GDP的三分之一。2018年，浦东新区进入“万亿俱乐部”。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是浦东新区的产业结构，却未达到预期。开发浦东的最初目标是把上海建成“四大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其中国际金融中心最受重视，也配备了最好的资源。陆家嘴金融中心就是这么诞生的。
可是，时至今日，浦东新区的万亿GDP中，金融的贡献度仅3000亿不到。上海还在忙于和北京竞争金融GDP第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似乎尚需时日。
众所周知，金融发展的核心是创新的勇气和体制改革的推动，可今天看来，上海未必是承担这一角色的最佳选择。曾经的“冒险家的乐园”，在强势政府带来稳定秩序的同时，也丧失了一些锋芒与勇气。
一直以来，上海都有着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官僚群体，他们精打细算、聪敏过人，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足以保证这座城市的平稳运作，但他们恰恰缺了一些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超前眼光以及风险担当。
上海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受限。网上一直在争论浦东开发到底有没有用过“中央拨款”，或者说“全国支援上海”。这可以明确回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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