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海有术，必观其澜。
柳传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中都属于风口浪尖的人物。从公众性来讲，柳传志绝非典范；如果论商业成就，联想是否能够走出平庸还是未知之数（虽然公众口中的联想，仅仅是联想控股的一部分）；但是若要论生存能力，柳传志的耐心和韧性对当下穿越周期过冬的中国极具启发性。特别是对比和柳传志同时代的企业家，就会发现这种韧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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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 中央下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经济改革的序幕 ，文件中提道“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不过这并没有太多影响到柳传志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后称“计算机所”）。文革结束后，重返岗位的科学家大多心思单纯，只希望能够将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事外。1985年3月13日，中央下发《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中提到：“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的过多，统的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技术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换而言之，国家要削减科学经费，科学家们要自谋出路。科学院内传言当年的财政拨款消减20%，更严重的是，在5年之后，财政拨款可能要全部取消。当时的计算机所长曾茂朝非常紧张，连同19位各个应用科研所的所长上书国家。
历史的潮流从来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来转移的。当时，负责领导要求曾茂朝压缩1/3编制，也就是500人，称这么多人没用。曾茂朝立刻反唇相讥：“你不也是一个所长出身吗？你说这1500人事我弄来的，还是历史留下了的。”但是，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决，在开会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甚至还询问四通的万润南是否有兴趣将计算机所承包下来。万润南答复，可以，但是要遣散90%的工作人员。曾茂朝万分屈辱，“让万润南承包计算机所。这是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卖？”他向上级报告他要自己来承包计算机所，这才有了提供20万元给柳传志等11人创立联想的故事。
1984年，在柳传志从体制内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两通两海”才是中关村的旗帜，曾经要承包计算机所的万润南更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柳传志承认当时对于管理一无所知，也没有学习的榜样，唯一例外的就是四通的万润南，“在其内部刊物《四通人》上说的一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话”， “对如何管理企业有思想，有理论，思路很清楚，开创了民办企业的先河。”
青年经济学家华生谈到“四通效应”的启示，说：“最大的启示就是，民营企业的机制显然是优于国有企业。国营企业必须逐步民营化”。
但是万润南太着急、太膨胀。1985年，四通就试图解产权问题，设立“同仁基金”，发行内部股票。87年，当时为解决改制问题，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经济专家都被邀请加入四通改制的项目中。吴敬琏提出把70%~80%的股份赠给相关的政府机关，然后企业经营者保留30%左右，达成一个妥协。可惜两方都不接受。曾明确支持四通改制的区委书记张福森坦言：“你就是把90%的股份赠给别人，经营者量化10%，我也不敢批。”
万润南自己也不愿意，自己要分51%，加上父亲、弟弟，总共占据65%，其余5人每人7%，自此四通董事会分裂，一直僵持到万润南远遁他乡，四通没落，产权都没有解决。管理团队、企业职工和国家政府没有任何一个人满意。但是联想却是另外一个故事。柳传志虽然拿到的是科技产业化的先锋的褒奖，但是他能走到最后，不在其“先”，而在其“后”，瞻前而顾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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