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柳传志就宣布，“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之家关怀和领导下展开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凌志军在《联想风云》评价柳传志，越是发现自己走在反叛的道路上，就表现的越恭谦和柔软，“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技巧。”
1993年四通上市，紧接着1994年联想上市，吴敬琏老先生还警告，联想产权不清，存在风险。但是最终改制成功的，还是不动声色的联想。
从1993年，35%的分红权到2001年35%的股权，中间隔了7年，这成为了中国企业史上几乎不可复制的经典案例，被无数人反复解读（不再赘述，详细见《联想风云》），这也是奠定柳传志商业教父的重要原因。其实，30%左右的股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万润南之后的中关村企业家开始认清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30%的经营股份成为一个企业家普遍的的心理期望，但是，公众舆论的敏感，政府官员的忌讳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让改制陷入了僵局。直到1999年，东南亚危机，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风险，为了激发市场活力，政府才下决心，排除万难进行改制。 这次改制一直持续到2005年，以顾雏军入狱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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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和四通都是中国企业家人人关心的大事，远在深圳的柳传志都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分别见了段永基和柳传志。1997年，见面时，柳传志非常坦诚，将机密之中的联想股份改革计划告诉了任正非。
戴老板曾经写过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来对比联想和华为的路径选择。其实，当时在中关村和华为直接出现竞争关系的是华科——北京华科通信。华科是清华大学的教工许瑞洪1987年建立，它和华为同时创立，做的都是通讯领域程控交换机的生意。
1984年，许瑞洪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南下深圳大学，结果发现深圳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很快他也投身商业，选择了代理程控交换机的业务。他本身就是科班出身，加上代理商业模式简单——就是进口国外的产品，然后转手卖掉，很快就挣了70万。两年之后，返京的许瑞洪更是无心学术。
1987年，他跟六所所长李曼借了28万元，注册公司。 这是一个跟联想类似的故事。南渡北归的许瑞洪还把不少订单揣在身上，拿到钱之后，立刻将订单变现，大赚一笔。在年底时，许瑞洪就想着还六所的钱，但李曼俊看准了其潜力，就将钱算为投资。这就埋下了产权的隐患。1992年，华科正式注册成为“全民所有制”，许瑞洪变身国家处级干部。
许瑞洪是如何权衡利弊不得而知，但是“全民所有制”很快成为了华科大肆宣扬的买点，很多行政上的障碍得到了解决，但这种半推半就的妥协很快就结出恶果。
张爱玲在《雨伞下》有过一个很经典的描述：“下大雨，有人打着伞，有人没带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遮，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水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来得更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不过三年，许瑞洪就淋成了落汤鸡。国有化之后，许瑞洪很快就忍受不了上司的指手画脚，还曾讽刺上司“吹牛也要靠谱”，更加禁止其进入公司。他也不和政府指定的公司合作。 对抗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日渐强势，压缩许瑞洪的自主权，许瑞洪唯一能做的就是报复性的挥霍在公司总部的奢侈装修上，1万块的椅子和10万块的浴缸。在华为因为公司研发失误，造成资金链紧张，不得不到处找钱时，华科销售已经有好几亿，净利润至少6000万。但许瑞洪在当地政府的鼓动下，借钱发债去盖楼，跟史玉柱似的搞得资金链紧张，这又动摇了上级对于他的信心。1995年，许瑞洪迅速被免职，不久之后资金量断裂，华科陨落。
被赶出企业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两通两海”之一的信通金燕静还因为走私入狱。金燕静简直就是中国女企业家或者行业领袖的模板，凌志军记录：“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他不喜欢的人和事绝不容情。熟悉他的人说，她在公司里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任何的事绝不容情。熟悉他的人说，他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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