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城市格局变迁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而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变迁，也和中国经济格局的演变直接相关。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回看八十年代全国各大城市的排序变化，并不简单地是从“北重南轻”、“内陆重沿海轻”转向其反面。因为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因素是多重的，在不同城市起支配作用的又是不同的因素。
从1978年改革进程启动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农村改革已逐渐推开，但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核心是从毛时代混乱的“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经济，转向相对典型的苏式计划经济，带有市场化色彩的口子仅限于广东和福建，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春，国务院决定沿海14个城市实施对外开放，当年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才开始全国性地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变化，政府的资源配置，尤其是大型国有投资项目的安排，仍然是决定城市经济格局极为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战备状态的解除，政府投资的投向更为均衡，“三线建设”时期高度集中在内陆的投资流向出现变化，这是八十年代中东部城市和内陆城市相对地位变迁的主要原因。
其二，对外开放开始成为影响城市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典型地，广州GDP1981年超过重庆，1989年超过天津，深圳1990年GDP已排进全国前十五，和武汉、南京达到同样的数量级，1990年佛山、东莞经济总量之和已接近当时排全国第五的沈阳，而在1980年，佛山和东莞的经济总量加起来，还只有沈阳的四成。
其三，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开始扮演积极角色，典型的是苏州。苏州在1980年GDP总量排在全国第十三，在南京之后，而到1985年，苏州就超过南京、杭州排到了第八，1990年，苏州已经排到全国第七（实际上这也是苏州现在的位次，当时排在它前面的6个城市也只换了一个，深圳取代了沈阳），在整个南方已仅次于上海、广州、重庆，把成都、武汉都抛在了后面。苏州在八十年代的鹊起，主要得益于苏南县域经济在县域竞争中的快速崛起，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苏州后来的大工业进程，其实是后话。
其四，不同城市的改革力度和经济活力，对经济位次变化的影响极大。前面已经提到，在1980年的起点，不同城市的差距是比较小的，由于当时各个城市经济绝对体量远小于现在，而经济的增长率以及不同城市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远大于现在，所以城市格局短时变动更大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是东三省的三个省会，沈阳总体是稳中有进，一直保持全国第六，到1990年前后甚至还超过重庆排到第五；哈尔滨整体在12名、13名徘徊，也没有太大变动；长春从1980年的第19位，到1985年的第20位，再到1990年第25位，一路走下坡路。沈阳和长春，作为东北两个条件相似的城市，为何产生这样的分化？这可能和彼时沈阳市整体的气氛有关。
1986年，沈阳有两件在全国范围都颇有影响的事件，其一是沈阳证券交易市场开张（虽然交易的品种是债券而非股票，但仍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公开的证券交易场所），其二是沈阳防爆机械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破产的企业（也是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仅以这两件例证，也足见八十年代的沈阳，在许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还是先锋，而非后进者。
到南方去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城市格局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剧变。
“南方”，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魔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一词很大程度上并不代指秦岭——淮河线以南，而更多特指作为开放最前沿的广东。
在上世纪90年代，广东尤其是广州在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达到了辉煌的定点。1995年，广州GDP达到1259.2亿，已超出当时排在全国第四的天津300多亿，领先幅度达到30%以上。八十年代初期和广州经济总量属同一数量级的沈阳、武汉，此时的经济总量只有广州的一半。
广州和北京的相对地位变化，更可见一斑。1980年，广州的GDP只有北京的41%，而到1995年，广州的GDP已经相当于北京的84%。当时，香港的GDP相当于全中国的六分之一，广州—深圳—香港一线是中国经济的绝对高地。
广东的兴旺有多重原因。广东毗邻香港，大量港资引领了在广东投资设厂的风潮，外贸趋于热络，深圳尤其典型，1993年外贸出口即高居全国城市之首，这一地位到2017年已保持25年。而深圳的经济总量也在九十年代末期即排到全国第四，仅次于京沪穗三地。
而作为广东省城的广州，彼时的资源比深圳更为丰沛。绝大多数欧美大企业，彼时在亚太地区的营运往往以香港为中枢，作为距离香港最近且文化、语言相通的大城市，广州在吸引外资上得风气之先。以宝洁为代表，早期外资进入中国皆以广州为桥头堡。彼时，外资企业的收入和中资企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而聚集了大量外资企业中国区总部的广州，自然成为令“北方”（广东人将广东以北通通视为“北方”）钦羡的淘金热土。
而在文化上，广州也成为令全国瞩目的中心。以《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传媒机构自不必说，在唱片业等娱乐领域，广州的地位也不遑多让。广东是内地最早的流行音乐策源地，李海鹰等广州音乐人，也一时间叱咤风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广州唱片业达到其辉煌的顶点，彼时南国乐坛的“金童玉女”毛宁、杨钰莹即是典型，红遍大江南北。
苏锡常现象
1990年，广东超越江苏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然而，单就城市而言，江苏乃至整个江浙地区，在九十年代之后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苏南，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样板。1990年，苏州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成都位居全国第七，GDP已相当于江苏省会南京的115%。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勃兴，支撑起越来越繁荣的县域经济。
进入九十年代，苏南开始狂飙突进。除了集体经济以外，外资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和广东更多仰赖香港资金不同，苏州和新加坡关系更加密切。1992年南巡后，新加坡即与中国洽商在华设工业开发区的事宜，到1994年，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起步，苏州老城以东到金鸡湖一线，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新城，成为苏南现代化的地标。
在苏州工业园区之外，整个苏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县域经济。苏州所属的昆山、太仓、张家港、常熟、吴江（已改区），无锡所属的江阴、宜兴，长期在百强县中居于领先位置。沙钢集团、海澜之家……这些县域孕育的上市公司，比之苏州、无锡城区也毫不逊色。而在新加坡商人之外，台商也青睐苏锡一带。1990年，上海浦东对外开放，上海开始摆脱八十年代的相对颓唐，而紧邻上海的苏州则成为产业外溢的一线，昆山即是典例，长年蝉联最受台商青睐的大陆投资目的地。
源于这样的背景，苏州、无锡对南京的经济总量优势越来越大。到2008年，苏州GDP已经达到南京的178%，无锡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就超越南京，并在此后一段时期，长期占据全国GDP十强的位置。
制造业构成苏南经济兴起的基石。但和广东相较，苏南除了外商投资的产业，相当制造业集中在重化工领域。现在许多人已不知道，一时名噪天下的华西村，其实主业也是冶钢。相较于广东的华为、格力、美的等，江苏省的本土制造品牌，的确要弱得多。
外贸城市的黄金年代
1990年到2008年部分年份GDP20强城市
注：本表中1990年、1995年重庆数据据重庆直辖市统计年鉴，包括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即后来重庆直辖市范围，不同于当时的重庆。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沿海地区以贸易见长的工业城市也迎来了黄金年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东部沿海地区以外贸见长的城市，相对地位迎来了蹿升。
在广东，佛山、东莞是广深之外的明星。1990年，佛山、东莞GDP还分列全国21位、27位，尚未进入全国二十强；到九十年代中期，佛山已进入全国二十强行列。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佛山、东莞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05年两座城市分列全国第13、第16位。到2008年，佛山GDP已排到全国第十一位，仅次于四大直辖市，深圳、青岛两个计划单列市，苏南的苏州、无锡和广州、杭州两个省会城市，超过武汉、成都、南京等大省省会，达到相对地位的顶点。
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同样是外贸大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杭州和宁波经济总量持续攀升，杭州到上世纪末期只排在京沪穗深和天津、重庆、苏州之后，稳居全国第八，而宁波的排位攀升速度更快，1990年19位，1995年16位，2000年13位，2005年12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宁波经济总量紧随佛山之后位列第十二位，亦领先武汉、成都、南京等。
在北方，拥有大港，制造业和外贸发达的青岛，经济表现相当坚挺。自80年代中期开始，青岛一度跌出GDP十强之列，到1995年的全国排位已降到13位；但九十年代后期青岛开始发力，重回全国第十，超越武汉、成都等，2008年青岛甚至一度反超无锡，跻身全国第九位。
沿海地区外贸城市的崛起，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历史过程的缩影。
本文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