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GDP
当工业中国迈向商业中国，中国人关注的已不再停留在每年产生的经济增值，更关注不同城市的财富积累与财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十年，在城市竞争的维度上，GDP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指标。
在所有的指标中，上市公司数量这个指标无疑最受关注。一个城市的经济构成，说到底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总部在外地的企业在当地设置的分支机构（也可能就是工厂）创造的；另一个部分是本土企业创造的。衡量一个城市本土企业的实力，上市公司数量确实是相对最客观的指标。
相较于2008年，杭州GDP总量的位次从第8下降到第10，在省会城市中从仅次于广州的第二位变得被成都、武汉超越列第四。然而，杭州在省会城市中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当年。杭州没有区域性中心的地位，鲜少作为外地和外资企业在区域内的总部；杭州的人力成本相对也很高，外资喜欢在中西部布局的电子或汽车产业的总装厂，落地杭州也不经济。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杭州的GDP总量显得并不那么突出，但杭州GDP的含金量却是包括广州在内的其他省会城市都不可比的。阿里巴巴、吉利、万向、娃哈哈、农夫山泉、海康威视……一长串杭州企业的名字，背后是这座城市的真正底气。
财经评论人向小田曾经很直白地阐释过这个问题：
“一个城市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寡，直接决定了这个城市的财富水平（北京除外）。因为，上市公司无论是IPO还是再融资，都是从全国投资者手中拿钱，但是拿来的钱，基本上投资在了所在的区域。上市公司的股东的财富，也都基本留在了当地。也就是说，财富是从全国各地流向上市公司比较多的城市，上市公司就像一个财富的容器一样。”
单看2017年一年的数据，也能说明问题。这一年，杭州新增上市公司26家，仅次于深圳和上海，超过广州的19家、南京的17家。而GDP总量在杭州之上的成都和武汉，新增上市公司的数量分别只有4家和1家。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上市公司的多寡，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经济质地，也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存在感”。天津、重庆、苏州这三个以工业见长的城市，过去的十年在第五到第七位的排名互有参差，天津和苏州甚至曾相当接近深圳，然而，因为在金融等第三产业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和深圳的差距越来越大，它们在存在感相对弱化的同时，也渐渐失去了挑战深圳的资格。
在工业中国的时代，人们更多讨论的是城市的生产力。进入商业中国的时代，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城市的创造力。
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在过去十年深刻改变了中国，让中国成为全球线下和线上最深度交融的国家。人们在互联网上消费，甚至在互联网上生产，互联网和未来的IoT技术，已经并将继续打破城市间的物理壁垒。哪里能够成为万物互联的枢纽，哪里就能够诞生更多的商业模式，产生更多的龙头企业，并成为模式的输出者。
中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抱商业。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背后，中国人对商业和生意依然有着最诚实的渴望。正如骆轶航所说，当代中国的文化基础是：对消费主义和商业文明的推崇，个性解放，个体对生活不断进阶和取得成功的向往。
当GDP不再是决定城市地位的唯一因素，一个城市对这种文化基础的拥抱和适应，就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城市的软实力。
站在2018年，我们回看过去十年的城市变迁，可以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当代文化对城市的塑造。那些属于当代中国的元素，渗入每一个成功繁荣的都会，是在每一个消费场景和狂欢时刻背后，那些始终未曾停歇的计算，为了无法计算的价值……更是这个国家的每个人胼手胝足的奋斗，和对更好未来的信念。
文|元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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