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城市竞争的中国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也随之快速崛起。改革之初，中国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现在，经常居住在农村（不包括常住城市但未脱离农村户籍者）的居民已不足五成。对外开放、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激烈变奏。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格局

我们选取1980年作为一个断面。1980年，国务院换了新主人，农村改革大体全面铺开，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几乎还未起步，总的来看，这时候中国的城市格局仍然保持了毛泽东时代末期的状态。此时，各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大体反映了毛泽东时代的资源挹注。

上海是当仁不让的全国经济中心，彼时第三产业极不发达，所谓经济中心，实质就是国营工业的重心。1980年，上海GDP为311.89亿元，是北京的2.24倍，天津的3.01倍，广州的5.42倍。北京、天津、重庆这三个在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分列全国第二、第三、第四的城市，其经济总量之和也只相当于上海的96.5%。

北京市、天津市GDP分别为139.1亿元和103.53亿元，是除了上海之外仅有的两个GDP总量在100亿以上的城市。彼时，全国只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在计划经济时代，直辖市特殊的权力架构和政治资源，给它们带来的资源优势，甚至远胜今日。

京津沪以下，重庆、广州、沈阳、武汉、青岛、大连、成都、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的GDP都在40亿到60亿之间。（注：本文中所指的四川和重庆，均指提及该市时当时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实际范围，1997年以前的重庆，均指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不含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整个重庆直辖市，1997年以前的四川，指现四川省及重庆市，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现四川省）这些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重庆虽然在当时只是四川省省辖市（尚未实施计划单列也没有明确为副省级），但其GDP总量高达58.44亿元，仅次于京津沪位列全国第四，甚至超过广州。在计划经济时代，广交会是中国和外界交流的最重要窗口，因而广州是彼时全国少有的有一定商贸基础的城市，但其总量仍未超过重庆（而且是不含万涪黔三市的老重庆），足见彼时以重工业和军工工业为主的重庆，在全国范围内的特殊地位。

除了京津沪，经济总量最大的十个城市只有7席，除广州、武汉、青岛外，剩余四席为四川省、辽宁省两个省份各占去两席，重庆、成都分列第四、第十，沈阳、大连分列第六、第九。而四川省的经济总量达到319.99亿元，超过江苏、上海和辽宁，位居当时全国第一，是四川和重庆在全国相对经济地位辉煌的顶点。

1980年四川省一度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一，有中长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四川省是“三线建设”最大的受益者，是毛泽东时代后期新增工业投资最多的省份。而从当时短期角度来看，1975年四川省调整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成为经济秩序恢复、农村改革的先进省份，后来更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早的试验田，1980年，正是时任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离任到京上任之年，他在四川省的执政成绩也体现在了经济数据上。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格局，在地理意义上显得比较均衡。重庆、沈阳、武汉、成都、哈尔滨等东北或内陆城市，排在全国城市的前列，总量高于南京、苏州、杭州等。在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北京、天津、沈阳、青岛、大连占到半壁江山（现在仅剩下京津两个）。这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地理的大趋势，除了上海以外，官方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投入很低（尤其是闽浙等省），资源集聚在华北、东北和所谓“三线建设”地区。因而彼时中国的城市经济地理，相对现在，具有明显的“北重南轻”、“内陆重沿海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