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
时至今日，在中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中，中国的经济中心仍然是“上海”。但事实上，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把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除了GDP总量高于北京以外，北京拥有比上海更多的大企业总部，更庞大的金融资产规模，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新经济企业……
但这一切，并不是凭空而来。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和北京的差距远较现在更大。前文已经提及，1980年上海的GDP是北京的2.24倍，这个差值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缩小，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早期，京沪两地的发展速度几乎持平，总量比值大体维持在5:3的水平。而广州的增速远远快于京沪，因而广州和京沪两地的差距都快速缩小。
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北京的增长势头和上海、广州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北京的增速明显超过了上海和广州。1995年，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60%，广州的120%；到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79%，广州的135%。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是最主要的产业部门，各地GDP的差别，主要就是工业产值的差距。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以金融等为代表的服务业，以IT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其地位日益吃重。北京高度聚集的权力、资源和人才，快速转化为真金白银的GDP，这缩小的不仅是京沪之间的总量差距，更反映京沪两地经济影响力的此消彼长。
消费增长的秘密
2008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城市格局。以“四万亿”为代表的刺激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等海量投资稳住了增速，但也打开了流动性过剩的潘多拉魔盒。
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人的资产价值获得了超过收入水平的膨胀。在许多青年中产感叹房产已成为生命中难以背负的大山的同时，许多人也在享受着资产膨胀的红利。只不过对于这个社会而言，前者的绝对数量虽然不大，但却有极强的舆论话语权，后者每天“闷声大发财”，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真实需求。
吾友翔哥列出来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参见《购物车里的中国，远未黄昏》），199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31.8%，到2008年达到70%的顶点，而到了2017年，外贸依存度回到了33.6%。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8.5%。
对“消费降级”的讨论相当热烈，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即是一例。根据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17.9%，到了2017年末已经达到49%，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收入比（债务除以年度可支配收入）也从43.2%增至112.2%。房价飙升带来的负债高企，似乎的确是成为侵袭中国消费基础的因素。
许多人看到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数据，就天然地认为其中的数字总有些有问题。但其实，消费升级的趋势很明显，负债高企的趋势也在强化，但消费升级的人和负债高企的人，并不完全是同一类人。许多人经常在讨论中提起的“菜市场大妈”，其实是中国社会中相当真实的存在。
根据第三方的统计，在2008年前后，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80%，而现在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突破90%。因为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讨论主要针对城市居民。但不论如何，这些年新购置了房产的居民，在居民总数中的比例并不高，当然也有不少人进行了改善型的置换，但这部分人的真实财务压力也未必有那么大。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常年广义货币M2高速增长的流动性条件下，每月大体等额的房贷，对居民部门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小的。一个家庭2000年买房，当时一个月还1000元的房贷，其生活压力就非常大，而到了2018年还只还每月1000元的房贷，财务压力就非常小，而他们持有的房产的市值，已经从10万变成了100万。
更有甚者，许多的50后、60后都是在1998年房改中取得了住房，如果夫妻单位各有一套住房，这样的家庭就有两套房子。当时房改结束一次性付款也的确不是一笔小钱，但过了20年来看基本上都大赚了一笔。50后、60后真正经常发财的是绝少数，人与人之间财富积累的差别，主要就是从各种福利中分得了几套房子。无论在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这样的人其实都不在少数。
盒马鲜生的客单价也不低，但是现在在许多二线城市受到强烈的追捧。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二线城市的居民未必没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居民负债的高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导致一线城市居民负债升高。而且，由于一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更强，外来青年就业人口更多，所以一线城市正处在买房还房贷状态的人的比例也高于二线城市。
现在在上海和北京之外，成都是盒马鲜生全国开店数量第三的城市。十一我回成都，住在“盒区房”的退休老头老太太用盒马APP下单，采买生鲜，甚至包括“盒马日日鲜”这样较菜市场贵得多的高端产品，蔚然成风。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只要不供房，不养娃，家里没人生病，以多数居民的收入，完全可以支撑“消费升级”的开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消费爆发
只要是上世纪出生的人，大都有过很多节俭度日的生活经验。譬如，到外面“下馆子”曾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5元钱1瓶的1.25升可口可乐曾是一家人一天的生活费，到麦当劳肯德基吃一顿“洋快餐”是期末考试的奖励，买一台电脑一个人要不吃不喝一年……
且不说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就是十年前的2008年，五六千一台的iPhone的价格对大多数人而言都还是高不可攀。这一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15元，买一台iPhone，意味着需要4个月不吃不喝。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千元机甚至更廉价的手机，绝大多数人只能和智能手机绝缘，使用功能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在逐渐放缓，但由于基数巨大，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值仍然极其可观。今天，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都高居世界榜首，和日本、德国等二战后其他发展起来的国家不同，大量在中国生产的工业品，主要目标市场在国内而非国际。
199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达到世界第一。钢产量达到世界第一，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先声；而汽车销量跃居世界第一，则是中国内需市场启动的标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本世纪初叶，“大学生毕业应该先买房还是先买车”还曾是公众讨论的话题，因为那时候房子和车子的价格还在一个数量级上。现在，车子相对房子，其价格早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感叹房子太贵的同时，车子的相对价格实际上也在快速下降。汽车消费只是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十年里，像汽车这样的大件才算真正意义上地成为了大众消费品。
2017年，中国的GDP是2008年的2.75倍，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008年的3.37倍。消费的增长跑赢了GDP，这一宏观数字的背后，有着坚实的微观支撑，绝大多数的城市人享受到了资产增值的红利，这刺激了他们的消费信心。
因着这样的背景，消费前所未有地吸引了中国社会的眼球。2009年，同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份。上半年，经济下行的阴云笼罩，GDP增速跌至6.9%，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GDP增速破7真是天大的事。而在刺激政策作用下，2009年下半年经济增速陡然拉升，全年GDP增速达到8.7%。
这年的11月11日，原本只是在高校等青年群体中热闹的“光棍节”，办了一场淘宝商城的促销活动。5200万的交易额，在现在看来并不惊人，但却创造了中国之后十年消费狂飙的舞台。2017年，天猫双11的GMV达到1682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09年时中国5天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人在线上、线下、餐饮、住宿等所有消费场景要花5天才花掉的钱，在2017年只是淘宝天猫平台在双11当天的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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