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
下图是2008年、2010年、2015年、2017年几个年份中国内地GDP最大的20个城市的排序。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消费而非生产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中国迎来了经济重心进一步的南移。在传统工业的时代，哪里靠近矿产等上游资源，哪里就可能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而聚集人口；然而在当今世界，哪里聚集人口，哪里就能有更活跃的服务业，哪里就会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2008年，在GDP总量前20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还有北京、天津、青岛、沈阳、大连、唐山、烟台七个，到2017年，只剩下了北京、天津、青岛、郑州和烟台五个。除了郑州新进入这个序列，沈阳、大连、唐山都退出了全国二十强的行列，二十强城市中也没有了东北城市的身影。
北方城市的逐渐式微，气候是绕不开的因素。气候对宜居程度影响甚巨，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口的迁徙（详细分析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除此之外，产业也是北方城市的短板，绝大多数北方城市在所有制上高度依赖国有企业，民间经济活力不足，计划经济残余尾大不掉，而在产业结构上也明显偏重。
譬如曾长期跻身二十强城市之列的唐山，在钢铁去产能和河北环保限令的背景下，经济增速趋于低迷，到2017年已跌落至全国第24位。时至今日，唐山的工业比重高达57%，服务业比重仅有34%，工业比重仅仅比珠三角制造业重镇（拥有美的、格兰仕、万和、容声）的佛山低1个百分点，高于其他所有二十强城市。而第三产业比重仅有34%，更是GDP前25位的城市中唯一一个低于40%的。
从工业中国到商业中国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完成这一里程碑后的第三年，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
回望2008年，中国主要城市的首要经济支柱，大多还是制造业。当时全国GDP排在全国前20位的城市，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的只有京沪穗深和武汉。而到2017年，这一现象已全然改变，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的只剩下宁波和佛山两个。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人口决定消费，而消费则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经济的活跃程度。
成都，近些年炙手可热的网红城市。2017年，成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位比GDP总量还高出三位，达到全国第五，除了京沪穗之外，仅低于常住人口2800万（相当于成都常住人口的1.75倍）的直辖市重庆，在过去的9年里，成都的消费力不仅超过了武汉、南京和天津，甚至比GDP已高居全国第三的深圳还要高（正如前文的分析，深圳和成都形成了一对镜像，深圳平均年龄低“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年比例较高，因而负债率高企消费相对节制，而成都相对平均年龄较高且房价较低，负债率相较深圳低消费则更积极）。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如果说在“世界工厂”的时代，城市的工业和外贸能力决定了城市的实力；而在内需拉动日益显著的这些年，一个城市的人口集聚和消费能力，以及其背后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地位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还是来看前面的表格，成都、武汉、南京的位次前进非常明显，成都、武汉跻身前十，南京也超越了无锡。作为传统制造业基地且外贸十分活跃的苏州、无锡、宁波、佛山，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相对地位的下降。
城市需要商业，商业塑造城市。当城市的宜居程度越来越成为不同城市竞争的焦点，商业服务的水平也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维度。“新零售”的浪潮方兴未艾，打通线上线下的品牌入驻，覆盖核心商圈的全民互动，再到本地生活、移动支付的每个细节，技术改变消费体验，更重塑城市竞争的格局。
时光匆匆，2009年的“光棍节大促”，已经成长为现在的“天猫双11”。庞大的中国市场，是数字化商业基础设施最大的试验场，也让中国在支付、物流领域屡屡刷新纪录，并驱动了底层的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阿里巴巴的公司使命，实实在在地成为“商业中国”的动力，今天的中国，数字化的影响无远弗届，此时我们再来看天猫双11，它已经是中国数字化商业变革的最佳剖面。从这里，我们看到消费的力量，也感知实业的信心。
从工业中国到商业中国，当然不意味着工业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商业和工业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依托庞大的消费者和数据这一新能源，商业都会的发展，正在照见新制造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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